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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死都不敢放下身分證!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女痛訴 失智母遭警「騷擾到死」監控

火星人 2020/11/12

促轉會11日舉行「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」,揭露7萬7000案以上警政署監控檔案同時,也邀請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現身說法。促轉會主委楊翠表示,促轉會於10月左右陸續邀請家屬看檔案,雖然家屬都是第1次看到檔案,卻都不是第1次知道自己被監控。受難者黃溫恭之女黃春蘭便說,家中被監控騷擾最嚴重的就是母親,母親就算失智了也要1天多次檢查身分證、一定要帶身邊、害怕沒身分證就會被警察「抓去關」,直到臨終前,病床一旁都還是放著有各種證件在內的大包包,隨時準備好給警察盤查。

黃鈴蘭、黃春蘭姐妹的父親黃溫恭在1953年遭槍決,那時黃鈴蘭2歲、黃春蘭才5個月大,談起看完監控檔案的心情,黃春蘭直言「憤怒、毛骨悚然、難以入眠。」她感嘆,身為家屬她無法選擇,還在媽媽肚子裡時爸爸就被捕、出生5個月爸爸就被槍決,她從小一直不明白自己家裡發生什麼事,直到18歲才開始體會到國家各種對人的侵犯。

©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111-受難者黃溫恭之女黃鈴蘭(右起)、黃春蘭11日出席「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」。(促轉會提供)

受難者黃溫恭之女黃鈴蘭(右)、黃春蘭(左)表示,從小一直不明白自己家裡發生什麼事,直到18歲才開始體會到各種國家對人的侵犯。(促轉會提供)

黃春蘭在檔案中看到,情治機關記載她1975年6月17日,原欲申請獎學金往美國留學,之後卻表示不願出國留學,「我看這個情緒馬上上來,所有人都知道我想出國,但你(政府)不讓我出國,為什麼這裡寫說我『不願出國』?」後來黃春蘭細想,那時她被禁止出境、到成功大學當助教,曾有個回台灣的留學生問她「想不想出國」,她根本不可能跟一個陌生人說自己父親被槍決、母女被監控的遭遇,就只能淡淡回答,她不想出國。

「是不是連個試圖跟你認識的人都是spy?」

「這事回想起來,我覺得很可怕,是不是連個試圖跟你認識的人都是spy(間諜)?這就是製造一個不安的環境、層層監控騷擾,從上個工作地移到下個居住地、只要一搬馬上就來……」黃春蘭如此回憶那些年受到的監控,卻也說「但我想,被監控、騷擾最嚴重的應該是我媽媽。」

黃春蘭說,媽媽楊清蓮是比較保守、退縮的個性,當媽媽年紀大了患上失智症,黃春蘭決定印刷護貝一張假的身分證給媽媽、把正本保管好。儘管媽媽不知道手上的身分證是假的,媽媽仍一定要身分證在身邊、1天會檢查很多次很多次,有時候黃春蘭不耐煩會唸媽媽「找不到,我印100張給妳啦!」媽媽只會回「身分證不見了,會給人抓去關!」

身為政治犯家屬,楊清蓮不管走到哪都會被警察盤問、害怕得隨時準備好身分證,即便已經臨終躺在病床上,床頭仍有個放滿各種證件的包包,黃春蘭嘆,這些騷擾真的是到死也很難停止的,「作為個人,我們怎麼跟國家這樣長期對抗?」

怕孩子亂講話 兒子:隔壁房間沒耳朵啊

儘管當年黃溫恭留下的妻女都知道自己被監控,但真正看到檔案,長女黃鈴蘭還是非常驚嚇。黃鈴蘭說,她不知道檔案會寫得那樣钜細靡遺,連高中畢業薪水多少、結婚後戶口遷哪都一筆筆記好,住在新竹時的檔案還寫黃鈴蘭當時讀《中央日報》、《中國時報》,甚至連黃鈴蘭在家教小孩彈鋼琴都知道,幾乎等於進到家庭監控。

「那時候被監控的每個家庭都很恐慌,現在解嚴了,那種沉重的壓力還是有……」黃鈴蘭回憶,那時小兒子大概3、4歲,她急著教兒子「在家不要亂講話」、「隔牆有耳」,兒子竟就真的跑去隔壁房間東張西望,看完以後天真問,「隔壁房間沒耳朵啊,媽媽,妳怎麼說有耳朵?」

黃春蘭則說,她直到今天才知當年國家用非常多人力、物力對「特殊分子」做監控,「要花很多很多的錢,人民的稅金是這樣浪費,我覺得很不應該……」

「蔣魔圖騰籠罩台灣,對受難家屬天天淩遲」

對於促轉會持續推動政治檔案徵集公開、還原歷史真相,黃春蘭直說「很感謝促轉會的努力」,但同時也說,她無論從臺北車站轉車到台大、到學校演講,隨時都可能碰到「蔣魔」(前總統蔣介石)的紀念館站名、銅像。黃春蘭盼望「我希望這些東西一步步來、加快點、趕快把『蔣魔』的圖騰消失──這些圖騰籠罩台灣,一天天淩遲台灣人、無分本省外省人,對我們受難家屬更是陰魂不散、天天淩遲……」

國家動員監控政治犯家屬,家屬多半是當年就知情。原住民受難者湯守仁於1954年遭槍決、長子湯進賢當時7歲,如今超過70歲的湯進賢回憶,他讀國小時常被其他孩子罵「匪諜的小孩」,一開始聽不懂、以為是某種蝴蝶,「我到初中才感受到這種蝴蝶不好當,一直到現在,我都還不知道這蝴蝶是不是一直在我身上、沒有飛過去……」雖然湯進賢幼時受到外公一家人照顧、沒有感受太多生活上的苦,但從高中到當兵,湯進賢開始感受到壓力。

©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111-受難者湯守仁之子湯進賢11日出席「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」。(促轉會提供)

受難者湯守仁之子湯進賢(見圖)表示,從高中到當兵開始感受到壓力。(促轉會提供)

湯進賢一家住阿里山、高中在嘉義市區讀,因為往返不便,湯進賢只有寒暑假才會回家,但回家第1個見到的時常不是家人,而是管區警員,「他一直問我過去3、4個月跟誰見面,我說,我還能跟誰見面?我家很窮,我沒辦法去別的地方去玩、去交朋友!」當兵時也是,有1次湯進賢放假試著先不寫信告訴家人、直接回家,當他靠近家門時,不意外,管區警員已經到家了,部隊單位早已通知當地派出所。

「懷疑現在有沒有被監控,家裡電話都聽不清楚啊!」

被監控的記憶,受難者郭廷亮長子郭家瑜直言,雖然今年已70歲、一直想忘掉過去,但真的無法忘掉。郭家瑜也是從小就知到自己被監控,朋友可能就是職業學生,教到他的老師還要負責寫報告,「哪個老師教到我就倒楣」,「不只18歲,我都懷疑我自己到現在有沒有被監控,家裡電話都聽不清楚啊!」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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