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2年夏，清華大學校園內「流言四起」，同學之間，因為一道題目而爭論不休。

就在剛剛結束的新生入學考試中，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因為這道題而交了白卷。

這次的入學考試只有兩道題目，一是以《夢游清華園記》為題，完成一篇作文；二是以上聯「孫行者」為題，對出下聯。

正是簡單的「孫行者」三個字，成為了這次考試的「攔路虎」。

誰也沒想到，經歷了白話運動的洗禮，作為學術界最「時髦」的清華大學竟然出了一道對聯題，學生們紛紛吐槽題目的食古不化，甚至連報紙都對此舉進行了批評。

而這次考試的「始作俑者」正是陳寅恪。

最終，這場「風波」由陳寅恪親自發文解釋，才得以平息。

說起陳寅恪，他是季羨林、蔣天樞等大師的老師；是王國維至死的知己；是梁啟超自比不如的學者；是牛津大學建校三百多年來，首次聘請的中國專職教授。

他的學問，更是被傅斯年稱贊為「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」。

然而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，這樣一位學問淵博的人物，身上卻有著一個個讓人疑惑不解的謎團，海外游學13年卻無學歷，在晚年竟然花10年的時間，為一名青樓女子作書立傳。

今天，柴叔就帶你走進陳寅恪的一生，了解不一樣的「大師」。

公子的公子

1899年，正值陳寅恪9歲之時，陳家發生了一件大事。

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，因擁護戊戌變法被革職，永不敘用，一起被牽連的還有兒子陳三立，也就是陳寅恪的父親。

在此之前，陳寶箴是湖南巡撫，曾輔佐曾國藩，兒子陳三立是「清末四公子」之一，飽讀詩書，中過進士，曾身居朝廷要職，后自愿回鄉輔佐父親陳寶箴。

在當時，陳家可謂是真正的名門世家，陳寅恪也因此被稱為 「公子的公子」。

然而，突來的變化讓陳家境況急轉直下，陳寶箴暴斃，陳三立下定決心從此遠離政治，并一再叮囑兒子要不以「應科舉，求功名」為目的讀書。

在父親的教導下，陳寅恪飽讀經典，12歲那年，踏上了遠去日本的渡船，開啟了海外求學之路。

轉眼二十幾載過去，1925年，梁啟超興致匆匆地走進清華校長曹云祥的辦公室，此行，他的目的是向曹云祥力薦陳寅恪加入國學研究院的「導師團」。

此時清華國學院已有三位導師「坐鎮」，分別是德高望重、曾是溥儀老師的著名學者王國維；聲名遠播、戊戌變法的領導人梁啟超；留學歸來、哈佛畢業的語言學家趙元任。

在這樣厚實的導師團背景下，曹云祥問，「他有博士學位嗎？」，梁啟超搖了搖頭。

曹云祥緊接著又問，「他有著作嗎？」，梁啟超又搖了搖頭。

既沒有學位，又沒有著作，這可讓曹校長犯了難，最后，還是梁啟超的一句話起到了關鍵作用。

梁啟超說到：「 我也沒有博士學位，雖然著作有不少，但還不如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。」

正是這一句話，讓曹云祥下定決心聘請這位「 無學歷、無著作、無聲望」的「 三無」導師。

按理說，陳寅恪在海外游學多年，沒有著作和聲望尚可理解，但「混」個文憑總不是難事吧？然而，他唯一的一張文憑卻來自于上海復旦公學，僅相當于高中學歷。

對此，陳寅恪的解釋是，獲得學位并不難，與其兩三年內被一個學位專題所束縛，而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其他知識，他寧愿選擇不要學位。

13年的游學之路，哪里有藏書、哪里有好的老師，陳寅恪就到哪里去，柏林大學、蘇黎世大學、哈佛大學等學府都曾有過他的足跡。

陳寅恪就是這樣心無旁騖，一心求學，世俗的學分、學歷皆不在眼里，學海無涯，唯學為真。

教授之教授

陳寅恪的到來，終究掀起了清華新的篇章。

雖然，陳寅恪只有高中文憑，又是四大導師中聲名最弱的，但他的到來，很快就讓清華大學出現了一道奇特的「風景線」。

每當上課鈴響起，陳寅恪的教室里總是人頭攢動。這些人不僅來自清華，還有外校慕名前來聽課的學生，甚至還有吳宓、朱自清這樣的教授，因而，人們形象地稱陳寅恪為「 教授之教授」。

成為清華教授已實屬不易，成為教授之教授，更是難上加難，沒有幾把刷子，是不行的。

鈴聲響起，陳寅恪身著長袍布衣，腳踩棉鞋，手拿包袱，穩步走進課堂。

當他站上講台，這位看著土里土氣的老師，經史子集，上下五千年，縱橫捭闔，出口成章，那真是字字珠璣，讓人印象深刻。

陳寅恪還有個讓普通教授聞之膽怯的教學原則，「 四不講」原則，前人講過的我不講、近人講過的我不講、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、自己以前講過的我也不講，我只講從未有人講過的。

真是牛氣哄哄！

陳寅恪敢如此「夸下海口」，只因他的博學強識。

從學術來講， 陳寅恪從西方回來，卻帶回了真正的東方學，他不僅對宗教學、敦煌學、藏學、突厥學研究頗深，還精通梵文、巴利文、波斯文、突厥語、西夏文等多種語言文字。

蘇聯學者曾在蒙古挖掘出三塊突厥碑文，遍訪眾人無一能解，最后，輾轉找到陳寅恪后，才得以將其譯解出來。

曾有人向陳寅恪的妻子唐筼求證，陳寅恪是否真的像外傳一樣懂三十多種文字，唐筼笑著說：「 也就十七種而已。」

凡爾賽文學的鼻祖，大概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吧。

而陳寅恪的博學，不僅體現在課堂上對中西方學術的侃侃而談，甚至連同學們下課時，閑聊起的葡萄酒，他都能將其發源和流傳過程講述得頭頭是道。

所以，師生間不論誰有文史方面的疑問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陳寅恪請教，他也因此被稱為「 活字典」。

如此牛氣的老師，自然少不了牛氣的學生，朱自清、蔣天樞、季羨林、周一良等大師都曾是他的門生，正所謂師之大者，桃李天下。

顛沛流離的逃亡

1937年，盧溝橋事變爆發，北平即將失守，陳寅恪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已經85歲的父親陳三立愛國心切，義憤絕食5天后，溘然長逝。

陳寅恪悲痛不已，為父守靈49天，而此時，陳寅恪因高度近視，加之長期用眼過度，右眼視網膜剝離。

醫生給出的建議是盡早做手術，但戰事越發緊張，清華大學已準備南遷，如果動手術的話，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來休養。

于是，陳寅恪決定放棄治療。

他只能帶著失明的右眼，和家人一起匆忙逃離淪陷區，從此，過上了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。

而這個過程中，最讓陳寅恪心痛的不是失明的右眼，而是在戰火中焚毀的藏書。

如果問，陳寅恪一生中最愛做的事是什麼，那非讀書莫屬。

早年求學之時，陳寅恪家境殷實，所到之處必先尋其典藏之書，用其研讀，豪購之舉令人詫異。

而在柏林上學的時候，手頭就已不再寬裕，他每天僅靠一頓少量的面包果腹后，就一整天「泡」在圖書館里。

當年，趙元任夫婦曾與陳寅恪在柏林相處過一段時光，那時，陳寅恪總吃炒腰花。後來，他們在清華重聚，趙元任的妻子特意讓人做了炒腰花，但陳寅恪卻一口沒吃。

在趙元任妻子不斷追問下，陳寅恪才無奈地說，「腰花在德國最便宜啊」。

雖然，那段時間陳寅恪過得并不富裕，但每每遇到好書，他還是會再勒緊點腰帶，省出錢把愛書買回來。

因此，在離開北平前，他最先打點好自己的藏書，將其妥善寄往長沙。

但遺憾的是，還沒等書運到，陳寅恪就又要隨清華大學南遷昆明。

等這些藏書運到長沙時，因無人接應，最終全都焚毀在戰火中，而他隨身攜帶的書籍，等到達昆明時，也已被盜走大半。

對于一個「書癡」而言，這是何等的痛心疾首啊。

就這樣，在亂世中顛簸了兩年，陳寅恪卻意外收到一封聘書。

英國的牛津大學聘請他為該校漢學教授，并在信中明確寫道，陳寅恪是牛津大學建校三百余年來，首次聘請的第一位中國人專職教授。

這無疑是對陳寅恪的最高評價，但身處戰火之中，他又如何能隨心而行呢？只能暫且將其擱淺。

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

此時，戰事讓生活變得更加艱苦，加之右眼失明，陳寅恪的內心備受煎熬，但是他沒有停下做學問的腳步。

逃亡時，記錄著學術見解的藏書都已焚毀，陳寅恪只能靠著驚人的記憶，完成了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》和《唐代政治史論稿》兩部對后世影響深遠的著作。

那時，陳寅恪的工作環境十分簡陋，茅草房內悶熱難忍，一個大箱子，一個小板凳就是他僅有的辦公桌椅。

寫著寫著，他就會突然大喊，「 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」，但是發泄完，就又拿起筆來，在昏暗的燈光下，繼續書寫。

長此以往，左眼的視力也變得越來越差，到了1944年，《元白詩箋證稿》終于完成了，但陳寅恪的左眼也看不清了。

不久后，二戰結束，陳寅恪決定前往牛津大學任教，而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治療眼疾。

遺憾的是，手術并沒有成功，最終被診斷為雙目失明已成定局。

雙目失明，對于任何人來講，無疑都是巨大的打擊，更何況是一位以書為伴的學者。

抱著絕望的心情，陳寅恪辭去了教職，毅然回國。

失明后的陳寅恪，漫步在熟悉的清華大學校園內，卻感到如此陌生與不適，但他很快就又投入到教書匠的生活中，平淡且充實。

然而，陳寅恪的生活好似注定不能一帆風順，沒多久，他就兩次被動地卷入了政治的漩渦。

其一，解放前夕，胡適派專機接「教授名單」上的人，陳寅恪正在名單之中，他先是隨飛機到了南京，后又輾轉到了廣州。正是這一舉動，成為了他人生中巨大的一個「爭議點」。

但是，他最終卻拒絕了隨大部隊前往台灣，而是選擇留在廣州的嶺南大學教書。

其二，新中國成立后，陳寅恪再次被邀請出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職務。

這次，他又拒絕了，甚至不惜與往日最疼惜的學生「翻臉」。

有官不做，這是為何呢？

在陳寅恪心中，他是一位純粹的學者，而純粹的學術成果，需要保持人格獨立和學術自由，才能打破桎梏，心無旁騖。

正如他為王國維所寫碑文一樣，「 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，這是他對往昔知己的贊揚，也是他一生踐行的信仰。

十年作書立傳

拒絕了官場的邀約，陳寅恪的晚年，都是在嶺南大學度過的。

雖然，他暫時得到了陶鑄的庇護，卻過得并不算好。

那時，他不僅雙眼失明，還因意外滑倒導致長期臥床不起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陳寅恪卻決定為明代煙花女子柳如是作書立傳，震驚了眾人。

而這個過程之繁瑣，也是非常人能想象。

因為失明，陳寅恪無法親自翻閱史料做筆記，只能在助手的協助下，先查找整合史料，然后在腦海中組織好文字口述給助手，再由其記錄下來。

有時在傍晚時分，陳寅恪突然想到文章中有需要改動的地方，他就整晚不敢睡，生怕第二天遺忘，直等到清早助手趕到后做了更改，他懸著的一顆心才算落地。

就這樣刪改無數遍，《柳如是別傳》終于完成，歷時10年，所著85萬字。

許多人對于陳寅恪花費如此力氣為一個青樓女子作書立傳，表示無法理解。

然而，真正懂陳寅恪的人卻給予了他熱烈的掌聲。

柳如是雖為煙花女子，在明清兩朝交替之時，卻不卑不亢，有著崇高的民族氣節，這又何嘗不是站在時代交叉口的陳寅恪的處境呢？

歷時十年完成《柳如是別傳》，又何嘗不是陳寅恪對自我堅持理想的一種無聲地吶喊呢？

帶著世俗的不理解，1969年10月7日，一代大師陳寅恪在高音喇叭的恐嚇聲中去世了。

在風雨飄搖的年代，他的離開并沒有引起軒然大波，直到2003年，他的骨灰才與夫人合葬在江西廬山植物園內，墓碑旁赫然鐫刻著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10個大字。

寥寥幾筆，卻蘊含了一代國學大師終身恪守的信仰和真理，留給后人的，卻是對一位真正的學者的無限感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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